【每日一题】《周易》（徐芹庭）

【每日一题】《周易》（徐芹庭）

一、引言

《周易》（《易经》）是一部旷世奇书，它以别具一格的表现形式和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将生动的形象与深刻的哲理结合，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形成了恍惚窈冥的象征哲学，闪现出人类智慧的灿烂光辉（陈东成，2016）。《周易》“涵盖万有，纲纪群伦。挥之弥广，卷之在握；用舍行藏，关照自在。是机神的妙旨、人事的仪则。符号数理的意象，表之于外；内圣外王的大道，蕴之于内。是圣人钩深致远、极深研精、崇德广业、开物成务的一门学问，探赜索隐、创业立功、近取远则、观象制器的高深哲理。是故学之而弥深，用之而弥精，尽古今，盖天下，没有比《易经》更高深、更美、更神奇了！”（徐芹庭，2009：自序1）《周易》在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中均享有崇高地位,它雄踞六经之首、三玄之冠，“是经典中之经典，哲学中之哲学，智慧中之智慧”（南怀瑾，2008：5）。“知《易》明道，悟《易》启智，用《易》获益。”（陈东成，2015）我们研究翻译，不妨发掘和借鉴《周易》的智慧，援易入译，以易治译，以易弘译。

二、援易入译

《易》准天地，弥纶大道，范围万化而无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断言：“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傅惠生、张善文，2008：42）在翻译研究史上，“援易以为说”可追溯到我国论述翻译的第一文——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该文提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及。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支谦，2009：22）其中“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出自《周易·系辞上传》：“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黄寿祺、张善文，2007：396）梁慧皎《高僧传》（卷第七）载有晋宋义僧竺道生“彻悟言外”，视“忘筌取鱼”为译经大法时说的一段话：“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慧皎，1992：256）这段话源自魏王弼《周易略例·明象》中如下的一番议论：“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王弼，2011：414）而这番议论是王弼对《周易·系辞上传》“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周易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系辞焉以尽其言”（王弼，358-359）的发挥。

清严复《译例言》“援易以为说”甚为明显：“《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严复，2009：202）“修辞立诚”引自《周易·文言传》：“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进入现当代，翻译研究受《周易》浸染越来越深。例如，许渊冲《译学与》（1992）、郑海凌《翻译标准新说：和谐说》（1999）、钱纪芳《和合翻译思想初探》（2010）、孙迎春、周朝伟《易学视角——翻译的本质与译者的无妄之灾》（2011）、吴志杰《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新方向：和合翻译学》（2011）、魏建刚《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中国传统译学之易学影响发微》（2015）等，皆援易入译【每日一题】《周易》（徐芹庭） ，利用《周易》的智慧阐释有关翻译问题。但遗憾的是，这些译论在整个翻译研究中只是凤毛麟角，只能算零星散论，有的还只能说是旁论，不仅数量非常有限而且缺乏系统性。相对于辉煌灿烂的《周易》文化，翻译研究中映现的《周易》身影何其少！因此，在当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潮中，加强援易入译的研究工作极为必要且意义重大。为顺应时代要求，笔者致力于易学与译学研究，试图将两者融合，撰写了专著《大易翻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此书并非简单零散地援易入译，而是较深入系统地以易治译，力图以易弘译。

三、以易治译

世界是一个系统，人类社会是一个系统，文化是一个系统，大易翻译学也是一个系统，他们分别实现自己的太极建构。就大易翻译学而言，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元素，而是一个成分多样的复杂的太极建构，其研究范围不囿于一隅，研究内容不拘于一端。总的说来，《大易翻译学》以《周易》文本和文化、翻译理论和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将易学和译学融为一体，创立新的翻译研究话语体系——大易翻译学。全书共十三章，涉及的主要话题有：大易翻译学的哲学依据、翻译含义与本质、翻译标准与策略、翻译原则与方法、翻译审美（包括审美本原、审美表现、审美态度、审美境界、审美理想）、翻译伦理（包括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存异伦理、译者伦理）、翻译风格（包括风格的可译性、翻译风格与译者个性的关系、译者风格与原文风格的统一）、翻译距离（包括翻译距离的成因、翻译距离调整的原则与方法）、复译（包括复译原因与策略）、翻译批评（包括翻译批评标准、原则与方法）、翻译生态环境（包括翻译生态环境的特性、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理想状态）等。

本书根据其所涉及的话题提出和论证了一系列观点，主要有：（1）生生之谓译，译有生生之德；（2）“太和”可定为翻译标准，其实现策略——阴化与阳化策略具有阴阳合德之美；（3）文无定诠，译无定法，变文之数无方；（4）翻译审美应把握如下要点： 审美本原：生命即美； 审美表现：立象尽意； 审美态度：贵时通变； 审美境界：精义入神； 审美理想：止于太和；（5）译者应恪守“修辞立诚、利以合义、交通成和、以同而异、进德修业”的翻译伦理；（6）翻译风格是译者风格和原作风格的结合，两者“致中和”的主要途径有： 材料选择：各从其类； 原文理解：心悟神解； 译文表达：适中得当；（7）翻译距离在翻译的“言—象—意”与“意—象—言”多级生发的思维过程中必然产生，为使翻译距离产生翻译之美，译者应遵守“适旨、适性、适变、适度”的调整原则；（8）复译的原因可归结为： 文本的开放性：文无定诠； 译者的主体性：言人人殊； 读者的差异性：人以群分； 语言的时代性：言随时变；复译可采取如下策略： 纠错性复译：改错迁善； 改进性复译：渐臻至善； 建构性复译：见仁见智； 适应性复译：趋吉避凶；（9）翻译批评应以“中和”为标准，以“善、公、实、全”为原则，多层次、多视角、多途径进行；（10）翻译生态环境具有整体性、多样性、创生性、动态性，各要素交相感应、相生相克、生生不息，其理想状态为“保合太和”。

本书以《周易》以及推演这部经典的观点和学说（统称为“大易”）为理论支撑，从哲学的高度综合研究一系列翻译问题。它主要汲取易学和译学两个学科的营养，从跨学科的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客观审视、分析，对相关观点进行科学论证、推演。因此，本书写作的基本思路是让大易（主要是《周易》）的哲学思想始终贯穿于翻译研究中，以易治译，以易弘译，即以“翻译”为经，以“大易”为纬，经纬交织，将“体（道）”、“相”、“用”贯通，以致“成务”，建成大易翻译学，图示如下：

本书主要借鉴《周易》的整体论方法，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展开写作，即为达到既定目的，集中分析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综合研究其各种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宏观上，把握大易翻译学研究中各要素的关系结构，从整体上进行系统思考，综合分析；微观上，以相关的易理为理论支撑【每日一题】《周易》（徐芹庭） ，以客观翻译现象和现有翻译理论为事实依据，全方位、多视角、多层次研究具体的翻译问题。具体研究方法上，根据需要择用类比法、比较法、考释法、例证法、图表法等。研究方法的使用不拘于一格，以能产生最佳效果者优先。

全书内容安排合理，章节紧凑，衔接自然，观点环环相扣，论证层层推进，行成一个彼是相因、交融互摄、旁通统惯的和谐体系。

四、以易弘译

援易入译、以易治译的终极目的在于以易弘译，而以易弘译的突出表现在于大易翻译学的创新。综观《大易翻译学》，其创新之处归纳起来大致如下：

（一）学术概念创新

当代法国著名口译研究专家丹尼尔·吉尔（ Gile）说：“学术研究创新可归为三类：实证方面的创新、概念方面的创新、方法论方面的创新。”（Gile, 2001：4）在概念创新方面，本书最为明显的是其关键概念“大易翻译学”：“大易翻译学（Yi-），简称易译学（YT），是一种援易入译、以易治译、以易弘译的翻译研究途径。换言之，大易翻译学是按照大易所揭示的道理来研究翻译本质、翻译标准、翻译原则、翻译审美、翻译伦理、翻译风格、翻译距离、翻译批评、翻译生态环境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寻求翻译规律以指导翻译实践的一种翻译研究途径。”（陈东成，2016：1）书中提出和解释了一系列新概念，如：“太和”翻译标准、“阴化、阳化”翻译策略、“守经达权”翻译原则、“阴译、阳译”翻译方法、“利以合义”翻译伦理、“中和”翻译批评标准、“善、公、实、全”翻译批评原则、“三多”翻译批评方法，等等。这些概念都以新的面貌出现在时下的翻译研究中，不仅为中国传统译学而且为国际译学灌注了新的血液。

（二）学术思想创新

学术思想创新是学术研究者在向未知领域探索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发创新能力，突破思维定势，创立新思想的活动。学术思想创新是整个学术创新的基础，自然是大易翻译学得以构建的根由。本书创新的学术思想主要有：（1）《周易》弥纶天地之道，易理不仅可用于政治、经济、军事、伦理、医药、建筑等，还可用于翻译研究，且是其巨大的宝贵资源，能指导大易翻译学的构建。（2）“生命”范畴为大易翻译学体系的核心。翻译研究不应局限于普通的语言文化现象，而应原始返终，究其本原——生命。翻译的哲学是生命的哲学，“生”是翻译哲学的根本，翻译研究，特别是其哲学思考与审美观照应以“生”为核心展开。（3）译者创造性翻译活动是精神生命的运动和高扬，其究极归趋是止于至善。所以，译者之精神生命是由自然生命向心理、艺术、哲学乃至宗教步步上跻，层层超升，翻译研究也应循此递进。

（三）学术观点创新

冯友兰在其《三松堂自序》（2011：228）中认为，学者的工作分为两种：一种是“照着讲”，另一种是“接着讲”。前者的重点是要说明以前的人对于某一问题是如何说的，后者的重点是要说明自己对某一问题是怎么想的。自己怎么想，总要以前人怎么说为思想基础，但也总要有所不同。概括来讲，“接着讲”不是停留在对传统的一味继承上，而是要突破，要扬弃，要创造，要发展，要具有明显的时代性。本书不仅照着《周易》“讲”，而且接着《周易》“讲”，学术观点有较大创新。例如：（1）从审美本原来看，提出了翻译审美的本原在于生命。生生之谓译，译有生生之美。其中“生生”含“创生、化生，相生、共生，生生不息”之义。（2）从体用关系来看，强化了“易为体，译为用，两相增益，一体俱化”的观点。易译相通。犹如《周易》的八卦互依互生，化生万物，翻译的“八易”相存相荡，演生万象。（3）从翻译标准来看，拓展了“太和”的概念作为翻译标准。“太和”作为翻译标准，它具有整体性、多样性、审美性、动态性，其实现策略——阴化与阳化策略可用易理、太极图、十二消息卦等得到科学论证，这比其他翻译标准更具哲学解释力和科学性。（4）从译文表现来看，基于人们“象思维”的特性，强调“立象尽意”，以言造象，以象传意。这将更加充分传达原文的意象、意境，最大可能地全面准确地再现原文的美学意蕴。（5）从翻译风格来看，提出了风格的可译性可用《周易》的模仿观来论证；翻译风格和译者个性的关系可借鉴八卦图来阐释；翻译风格之美在于译者风格与原作风格“致中和”。（6）从翻译的生态环境来看，发现了易理配合八卦图和五行图可解释翻译生态环境存在和发展状况；译者孜孜追求的是其太和状态。

（四）研究方法创新

本书的研究方法不落俗套，超乎寻常：（1）不尾随用现代语言学、文艺学、文化学等理论来套翻译的潮流，而是另辟蹊径，援易入译，以易治译；（2）走出把中国译论置于西方译论标准中进行定位的做法，在《周易》文化的大背景下研究与发展中国传统译论，打破作为评价标准的西方翻译理论“神话”，将中国译论推向前台，彰显中国译论的优势；（3）根据跨学科研究原则，综合运用哲学、文学、美学、文化学、文艺学、心理学等对研究对象进行宏观解读和微观审视，探赜索隐，钩深致远；（4）古今贯通、中西结合、体用融合，使大易翻译学形成一个时空交汇、旁通统贯、和谐开放的体系。

五、结语

《周易》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其“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时止则止，时行则行”、“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等至理名言，揭示宇宙人生颠扑不破的真理，可超越时空的阈限，放之四海而皆准。《周易》中如斯之至理名言，令人读之愈勤，愈感其日新；思索玩味愈久周易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愈觉其蕴含宏深；研究应用愈多，愈见其智慧无穷。因此，发掘并创造性地运用《周易》的智慧于翻译研究，毫无疑问既弘译道又弘易道，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大有裨益。

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提莫志克（Maria ）认为：“翻译研究中，更灵活、更深刻地理解翻译极为必要；非西方民族关于翻译这一最重要的人类活动的思想对构建更广泛、更持久的翻译理论至为关键。”（，2006：2）《周易》涵具东方中华民族的巨大智慧，从《周易》的视角审视和理解翻译无疑能使翻译研究“更灵活、更深刻”，有助于建立“更广泛、更持久的翻译理论”。《大易翻译学》以《周易》以及推演这部经典的观点和学说为理论支撑构建新的译学话语体系，提供了一个区别于西方翻译研究的独特视角，有利于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翻译现象，更好地从事翻译研究和实践。同时，它也为《周易》这部体大思精的著作提供了较好的哲学思想注脚。展卷读之，读者可领略古圣先贤们的睿智精思，陶然于他们的智慧之美，赞叹翻译研究因之产生的新思维、新气象。

大易翻译学是个新生事物，正值处屯之时，发展道路漫长，但其发展前景广阔光明,有望在翻译研究的世界里开拓出一条光辉灿烂的康庄大道。诚望相关研究后继有人，英才辈出，弘前人之智慧，补笔者之不足，推动大易翻译学蓬勃发展。

注释：

《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易经》含六十四卦卦符和经文；《易传》由《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等七种十篇组成。有时人们用《易经》代指《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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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大易翻译学：译学的大易视角研究”（）。

[作者简介]陈东成周易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湖南临湘人，文学硕士、管理学硕士，深圳大学翻译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大易翻译学创始人，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中国国学双语研究会常务理事，《周易研究》《翻译季刊》等多家期刊审稿专家。主要从事译学和易学研究，出版专著《大易翻译学》《文化视野下的广告翻译研究》等3部，在《周易研究》《中国翻译》《翻译季刊》等期刊上发表论文近50篇。专著《大易翻译学》获深圳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并收录至《深圳社会科学年鉴2017》。